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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班、刷題、學區房:韓國家長的拼娃戰

2019-12-11  紅燈要硬闖
    韓國宣布高中改革,首爾學區房暴漲240萬,家長無奈:已認清現實

    韓國教育部的一項新政,在近日的韓國中小學家長圈子里引起了軒然大波。

    11月中旬,韓國教育部發布聲明,決定從2025年起將自主型私立高中、國際高中和外國語高中統一轉型為一般高中。教育部在新聞聲明中指出,出臺此舉的原因是這三類高中與設立初衷背道而馳,造成了高中的等級化、在學生間加重了補習熱現象。

    聲明中提到的這三類高中在韓國被視為“精英高中”,一項數據足以說明它們在如今韓國教育界的地位:盡管在總數上,這三類學校加到一起也不過占到韓國全部高中的10%左右,但去年全國最好大學——首爾大學——入學率最高的全韓國前50所高中里,49所出自這三類高中行列,僅有1所一般高中。

    韓國宣布高中改革,首爾學區房暴漲240萬,家長無奈:已認清現實

    知名的“精英高中”韓國國際學校提供從幼兒園到高中的所有授課,高中階段學費約人民幣20萬元/年/kis.or.kr

    一般高中教育質量慘淡,精英高中又數量稀少競爭激烈,韓國學生們因此爆發了補習班大戰——競爭層層傳導,獲得好工作的前提是名牌大學畢業,而為了考進好一點的大學,你又需要提前三年首先考入某一所精英高中。在韓國,中學生們面臨的沉重課業壓力不是秘密,韓國教育部此舉顯然也意在改變愈演愈烈的“補習熱”。

    孩子的時間、家長的金錢和社會的焦慮共同堆出的補習熱,會被一紙政令蕩平嗎?

    義務教育下的森嚴等級

    韓國為十二年義務教育制,高中階段仍覆蓋在政府規定的義務教育階段內,但在韓國,高中總體上分為四大類,分別是一般高中、特殊目的高中、自主型高中和職業高中。這次廢除的三類高中里,自主型私立高中屬于自主型高中,國際高中和外國語高中屬于特殊目的高中。這三類高中均是李明博政府時期高中多樣化政策的產物。

    上世紀七十年代,為緩解激烈的高中入學競爭,韓國開始推行平準化政策,逐步廢除了高中入學考試,實行高中劃片入學。然而隨之而來的則是高中教育趨向單一、質量不斷下滑。

    李明博政府試圖通過建設種類和學習目的不一的高中來解決這一問題,比起在平準化政策指導下辦學的一般高中,自主型高中和特殊目的高中在辦學上被賦予了較高的自主性,課程相對自由、招生也有自主性——在一般高中只能通過劃線抽簽分配被動地接受學生的時候,這些“精英高中”各有各的選拔學生的方式,效果顯而易見:從數據統計上看,它們幾乎已經是名牌大學的代名詞。


    “既然在韓國高中也屬于義務教育,那么至少到高中階段,不應該用成績來區別對待孩子吧。”兒子讀初二、女兒讀小學三年級的申先生覺得不理解,同樣是義務教育,為何從高中開始要按照成績將孩子劃分為三六九等。

    但現實已經如此。在今天,韓國的高中教育體系實際上是一個等級鮮明的金字塔,位于塔尖的是自主型高中和特殊目的高中,其下是大量的一般高中,塔尖之上,則是人人仰望的名牌大學。

    站得越高,意味著就離目標越近。

    教育金字塔的攀爬路

    即使不是一心想攀爬到塔尖,家長也都在竭力為孩子在金字塔上占據一個更高、更好的位置。補習是最直接的一種手段。根據韓國教育部的統計,去年韓國學生人均補習費用刷新了歷史紀錄,其中初中生的人均費用首次超過了30萬韓元(折合人民幣約1777元),在經合組織成員國中屬于最高水平。

    “經濟負擔真的挺重的,”申先生看起來很無奈。目前在首爾一家電視媒體公司擔任中層管理的他來自韓國南部的全州,“一個二線城市”,他的兩個孩子留在那里上學。

    申先生覺得照初二兒子的成績來看,可能進不了當地的自主型私立高中,于是退而求其次,希望兒子能進一所質量好的一般高中,以便未來能考入位于首爾的大學。“首爾和我們那邊就是不一樣,哪怕是同樣的CGV電影院(韓國的大型院線品牌)也完全不一樣,所以首爾長大的孩子和我們那邊的孩子想法真的很不同。”

    申先生用了很多次“不一樣”、“不同”來形容他眼中首爾與地方的巨大差距。


    為了這個目標,兒子現在在補習英語和數學。對于兒子最喜歡的英語,申先生尤其費了一番心思。“每個月讓他來首爾補習一次,一對一私教,一次20萬(約折合人民幣1200元)”。加上數學補習班一個月20萬韓元的費用,兒子一個月的補習費是40萬。

    申先生還決定不能讓女兒重蹈兒子的“覆轍”,于是早早地將小學三年級的女兒送進了綜合補習班,現在她每天輪流補習國語、英語和數學三門課,一個月的費用是50萬韓元。

    光兩個孩子一個月的補習費、兒子的未來教育費儲蓄等就能花去工資的三分之一還多,再加上家里的通信費、保險費等各種日常開銷和理財產品,“一個月的工資一到手就沒了”,申先生說。

    即使是相對“佛系”的家長,也難于在“補習熱”中獨善其身,在部分城市的家長圈子里,補習班正在成為一種必需。

    韓國宣布高中改革,首爾學區房暴漲240萬,家長無奈:已認清現實

    韓國一家課外輔導班 / 網絡

    家住首爾、兒子還在上幼兒園的金女士并沒有給孩子設定高中入學目標,因為“我自己就是在江南長大,從外國語高中畢業,很清楚這個流程,不想讓孩子也承受那樣大的壓力。”可是通過兒子的幼兒園老師和周圍的其他媽媽,她了解到基本上所有孩子都會進行超前學習,一些孩子甚至會超前2至3年,在小學階段就學完了初中課程。

    2014年,韓國政府已經立法禁止了小初高的校內超前學習,于是對超前學習的需求就轉移到了校外補習市場。現在,超前學習又進一步成了韓國中小學生的“潛規則”。

    “我不覺得超前學習有什么意義,但周圍都這樣的話,我也不得不送孩子去。不然孩子會覺得周圍小朋友都懂的東西,只有自己不懂,會產生挫折感。”面對可預見的未來,金女士覺得身不由己。

    逐校而居的韓國“孟母”

    比起補習班,金女士目前更大的問題是尋找一個合適的學區。

    不愿意對孩子施壓并不意味著對孩子的未來沒有最起碼的要求,金女士的底線是中等以上,她覺得“在韓國,中等以上做什么都還不錯,以下就會很難”。要達到這樣的底線,金女士覺得環境非常重要。

    韓國的小學、初中實行劃片入學,學區環境、或者說居民階層與學校的質量有著直接關系。“韓國社會的現實情況就是這樣,我希望周圍最好是與我差不多的人,不會讓孩子因為過大的差距而面對不必要的麻煩。”金女士說。

    兒子還有兩年就要升小學,金女士希望能在之前搬家。為此她做了詳盡的功課,將目標鎖定在麻浦區、西大門區和銅雀區的個別學區。這些學區的小學和初中教育質量高、入學情況好,最近幾年頗受中產階層的青睞。

    而在這些學區購買新房,就像是另一場激烈的入學競爭。


    韓國新樓盤申購實行打分制,按照無房時間、撫養家人人數、存款等項目打分。提到這件事,金女士有些發愁,“無房時間要長,撫養人數要多,而且房價估計會很貴。”

    逐校而居的韓國孟母們一直以來是影響韓國房價走勢的重要因素之一。近6個月來,以名校云集、補習班眾多而聞名的首爾江南區大峙洞和陽川區木洞在韓國政府的高強度限貸限購政策下,仍舊牽引著所屬行政區的房價上漲,且漲幅要高于首爾市平均水平。

    “而且聽周圍的媽媽說,就算在一個學區里,學校之間也存在著微妙的等級。”金女士說,為了讓孩子能被劃入一所更好的學校,很多媽媽會將目標精確定位到一個具體的樓盤,這就導致了隔著一條小路的兩個差不多的樓盤在價格上卻有不小的落差。

    說到底, “貧富差距會在孩子的前途上體現出來。”申先生說。

    可能是由于經濟不景氣,最近先后有一些孩子退出了私教班,為此學院也減少了課次。申先生感到慶幸,至少他還負擔得起一對一英語私教。

    在韓國,父母的經濟能力決定了孩子能夠接受怎樣的教育——包括學校和校外補習,這又深刻影響著孩子的成績和入學。一項研究顯示,去年在首爾地區的自主型高中和特殊目的高中,家庭月收入在500萬韓元(約折合人民幣3萬元)以上的學生分別占到了四成和五成,在一般高中這一比例不足兩成,在職業高中更是只有區區4.9%。

    “階層的代際繼承。”對于這種現象,韓國媒體給出了這樣的分析結論。

    “我們只有主干道”

    那么把萬眾矚目的精英高中強制轉換為一般高中,能夠改善這種現象嗎?“完全沒有意義。”申先生和金女士一致認為。

    申先生周圍的朋友里幾乎沒有人贊成這項政策,“廢除了這些高中,家長們就都會沖著好的一般高中去,但是好的一般高中幾乎都集中在首爾江南、釜山海云臺這樣的富人區,房價肯定還會漲,普通人連進去的機會都沒有了。自主型私立高中至少給了孩子機會,不管你有沒有錢。”


    他的意見得到了數據的支持,今年10月政府表示將發布廢除自主型私立高中的方案后,首爾江南區的房價漲幅突然擴大,大峙洞一套84平方米公寓房的價格較6月底漲了4億韓元(折合人民幣約240萬元)。

    “政策意圖是好的,但是問題不在這些學校,以應試為主的教育體制才是問題”,金女士覺得自己最為不滿的是以名牌大學入學為目標的應試教育所引發的過度競爭。

    絕大多數韓國家長相信,進入大學、尤其是名牌大學,是孩子今后能夠獲得一份高薪工作的保障。在韓國就業市場中,極少數的大企業和公營企業往往是高薪工作的代名詞。這類企業與占據韓國就業市場90%以上的中小企業間的收入差距一直是韓國社會的熱門話題:去年韓國大企業的平均年薪幾乎接近中小企業的2倍。

    然而要擠進這扇狹窄的門,除了學歷、學校名氣,幾乎沒有其他可以證明自身能力的方法。

    再加上韓國社會獨特的“學緣”文化,即同門之間的互相幫持,使所謂的“SKY”(即首爾大、高麗大、延世大)等個別名校對頂層資源形成了很大程度上的壟斷。于是,圍繞名牌大學的入學應試教育實際上成為了進入勞動市場招聘體系前的預備選拔。


    可是這兩者緊密關聯的后果之一是教育本身目的的迷失。“韓國很多孩子進了好大學就覺得萬事大吉了,完全不學習,只會玩兒”。申先生認為這是對專業教育資源的嚴重浪費。

    “教育應該是讓孩子具備從事自己想做的事所需要的基本素養”,金女士覺得,進名校、進高薪職場雖然好,但更理想的還是應該讓孩子尋找自己想做的事。“韓國的大學太多,而此外的教育機構又太少。在主干道之外,應該還有很多分岔可以讓人選擇,而我們只有主干道”。

    在這條逼仄的主干道上,像申先生和金女士這樣的普通韓國家長一邊前行,一邊在理想和現實間掙扎。金女士的兒子出于興趣報名參加了圍棋、美術和鋼琴班,“我希望孩子能找到自己喜歡做的事情,我一定會全力支持的”。

    不過她也數次對我強調,自己對此并沒有把握,如果孩子以后成績不好,說不定也會很嚴厲地逼他學習。“我很努力地不想給孩子太大壓力,但是很多時候也是不得已地在跟著走”。

    “時代變了,家長和孩子的想法也在變,雖然教育政策一直在改,可是那個大框架似乎一直沒有變,從我爸爸那個年代到現在。”申先生很失望。

    不久前,他無意中發現兒子通過YouTube自學了視頻編輯,從專業眼光來看已經編得相當不錯,可是申先生并沒有打算送他上專業課程。“要從事這個行業,只能進職業高中或者網絡學院,那里的生源差、教育質量也差,以后工作也不好,我不敢。”(文/葛靜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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